#文学之冬

没完没了的争吵围绕着不断变化的概念，最终却总能归结为同一个问题：系部的任务是什么？抵制新的、现代的文学潮流，还是帮助它们取得突破？支持那些代表德意志专属的、超越时代价值的诗歌，还是那些与时代息息相关、世界通行、以欧洲眼光重新定义国内传统的文学？一个阵营抵制来自国外的廉价娱乐，以防图书市场和剧院剧目因之过度异化；另一个阵营则警告说，要谨防退缩为思想上的地方主义。一个批评大城市——特别是大都市柏林——的文学生活是“为经营而经营”；另一个则抨击“彻底乡土之地”的自满和狭隘。一个视诗人为先知或牧师，用作品赋予民族内在凝聚力和身份认同；另一个则认为作家是知识分子，在一个越来越机械化、越来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他无法再承担促成统一的功能，而是要充当精神上独立、只对自己负责的批评家。 瞎子都看得出，在这些关于艺术自我理解的争议背后，自然也存在政治信念的对立。右派对左派，反民主派对共和派，民族主义者对国际主义者，神话的崇拜者对启蒙的追随者。一个抨击“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另一个则抨击“文化反动”。然而，文学系最棒的地方也正在于这里对意识形态的对立进行了不妥协的争论。也许，正是这种郁结的、无休止的冲突，使该系部果真成了这个国家的某种映射：分裂民众的罅（xià）隙也使作家们两极分化。

— 文学之冬: 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 by Uwe Wittstock

戈培尔操办一切。他安排了火炬游行的转播，要求国内所有电台进行播送，有些台长并不情愿，但只有巴伐利亚电台抗拒成功。他和戈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这些也必须被发送出去。直至午夜，他才离开那些冒着严寒、仍死守在街上高呼希特勒和兴登堡万岁的人们。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表演。但在戈培尔眼中，这还不够宏大，不够成功。尤其令他失望的是，电影镜头寥寥无几，对比度低，又常常晃动不清，对于每周的影像新闻来说，视觉冲击力太小了。他想为观众呈现一支真正的凯旋之师，仿佛它会碾碎挡在路上的一切。因此，为了更好的摄像效果，他决定夏天再导演一场更震撼人心的火炬游行：更多的人，更多的火炬，更紧凑的队伍，更好的摄像机机位。第二次的游行以超宽行列行进，几乎人人都举着火把，而不只在两缘。于是，队伍如同熊熊燃烧的洪流，从勃兰登堡门穿涌而过。细看影像就会发现，在这次追加的拍摄中，街边并没有人头攒动。但戈培尔无所谓，经过精巧剪辑，没有谁会注意到。

— 文学之冬: 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 by Uwe Wittstock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书评，也不是文人间常见的吹捧。楚克迈耶的文章是擂鼓、是军号、是烽火、更是预言：“现在，一个叫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人写出了一本书，书里的故事有数百万人经历过，这本书也将被数百万人阅读——不论现在还是未来……这本书属于教室、阅览室、大学、所有报纸、所有电台，却仍还不够。” 《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讲述了一名一战前线士兵从1914年被迫中断学业到1918年死于战场的故事。雷马克用简洁、没有诗意却充满感情的句子，记述着战壕里的惊骇和死亡，记述着炮火猛攻下整夜煎熬的恐怖，记述着冲入敌人枪林弹雨的疯狂和近战中刺刀屠戮的凶残。 这些事楚克迈耶也都亲身经历过，但他并未找到一种能够为此承重的言语表达。《西线无战事》更让他兴奋的是：“雷马克在此第一次十分清晰、十分深邃地表现出这些人的内在，说出他们心中发生了什么……”整整一代人迷惘、嗜杀、惶惶不安的经历，被这部小说赋予文学形式，终于得以倾诉。对于楚克迈耶而言——他预感到，不只是对于他而言——这如同摆脱梦魇。“我们所有人，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到，关于战争，什么都不能说。没有什么比讲述战争经历更为可悲。因此，我们沉默着，等待着……但在这本书里，雷马克让命运本身第一次有了形态，所有的一切——其后、其下燃烧的，及其残留的。如此去写、去创造、去生活，就不再只是现实，而是真理，纯粹、有效的真理。” 的确，成千上万人与楚克迈耶有着相同的感受，不仅有当年前线的战士，还有那些从未当过兵、但想要了解老兵们经历的人。几周后，小说印数已达50万册，同年被翻译成26种语言。这是世界性的成功，同时也是一种挑衅，它刺激了所有试图粉饰战争和士兵之死的人，尤其是对于德国民族主义者和纳粹分子来说。他们用民粹主义的谎言诋毁小说及其作者。那些顽固重复、试图给公众洗脑的谎言声称：雷马克的书侮辱了逝者，嘲讽他们为祖国做出的牺牲，把所有军人的高贵都拖入污淖；雷马克是个骗子，他没有真正参加过战争，甚至不了解战争，因为他只在前线待了七个星期就重伤入院了；雷马克本名用字母K（Remark），而笔名的que（Remarque）却偏偏取自死敌法国的语言，因此，他们说他是人民的叛徒，并且认为这样的人没有权利书写那些为德国的荣誉献出年轻生命的人的英雄事迹。 1930年，《西线无战事》的美国版电影在德国影院上映，宣传战升级了。首映次日，戈培尔派他的冲锋队打手进入柏林及其他城市的电影院，扔臭气弹，放白老鼠，威胁甚至殴打观众，直到放映被迫取消。当局非但没有保护电影和观众，反而摇尾乞怜，五天后下令禁止该电影继续放映，“因为（它）会危及德国的声誉”。戈培尔“踌躇满志”地“庆祝”纳粹党首次竞选大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沥青民主’与有德意志精神的国家道德的权利斗争。我们第一次在柏林记录下这个事实：沥青民主已被打倒。”

— 文学之冬: 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 by Uwe Wittstock

最后那次悲伤的会面，是在一家不起眼的小餐馆。两人又一次沉浸在回忆之中，随后乌德特（Ernst Udet）恳请朋友尽快离开这个国家：“进入世界，永远别回来。”楚克迈耶（Carl Zuckmayer）问他为何留下，乌德特回答说，飞行是他的全部，还谈到作为飞行员为纳粹工作的无限可能：“我离不开。但有一天，魔鬼会把我们全都带走。” 1941年11月，乌德特在他柏林的公寓中开枪自杀。德国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失败，戈林把责任全推到他头上——总得有人当替罪羊。自杀前，乌德特用红色粉笔在床头写下他对戈林的谴责：“铁人，你抛弃了我！” 纳粹说他的死是场意外。听闻此事时，楚克迈耶正在美国佛蒙特州的农场流亡。据他后来回忆，当时这个消息让他很久都走不出来，最后他终于坐到书桌前，用不到三周的时间写出剧本《魔鬼的将军》（Des Teufels General）的第一幕。这是一个魅力无穷的空军将军的故事，他鄙视希特勒，却出于对德国和飞行的爱为希特勒卖命。战争结束时，剧本写完了。它将是楚克迈耶最成功的一部作品。

— 文学之冬: 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 by Uwe Wittstock